（《应用写作》2004年第二期）

 　　照一般的认识，应用文跟其他各类文体最大的不同，是它的实用性质，这令它的创作空间较小，规定较多。最显著的，莫如格式的要求，现成套语的运用。这种想法，令应用文的学习和写作较为呆板，不必多加思考，不大注意创意。我们只要看看手头的应用文参考书，绝大部分都有示例，供人参考、仿作，就可知道。有些甚至只有例文，没有什么说明，要写作之时，只要参照类似的处境，改头换面，加上相关的资料，照抄如仪，便可以应付过来。如果这样做是行得通的话，那么，利用电脑来学习、来处理是最省事的了。只要把应用文的主要规格和用语预先用软件编写好，供人参照、运用，那不是更为方便吗？

　　这的确是个便捷的方法，也适合生活节奏较快的社会和工作忙碌的人使用。因为这样做既可以不必多用脑筋，又可应付需要，有其一定的好处。可是，如果以为这是应用文学习的应有途径、应用文写作的不二法门，那就过于片面了，因为这样不但忽视了应用文学习的意义，也忽略了应用文本身的实质内容和需要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种做法除了便捷省事之外，也往往体现人们苟且偷懒的心理。而最主要的，还在于人们对应用文的价值不太重视之故。把这种仿作的做法推向极致，甚至连仿作也不是，而是近乎取巧。记得二十多年前，笔者还在香港理工大学前身的香港理工学院服务，负责中文的教学工作。由于那时中文不是入学的必要条件，很多课程都没有设置中文科，以致不少将毕业谋职的学生，连封中文求职信也不懂如何书写，于是学院的学生就业辅导处之类的组织，就要求我们设计一封职位申请信供学生参考。基本要求是：信写来要显示出其具大专程度，又可以适合任何职位的需要。结果我写了封简单的文言信，把应该写职位名称的地方留空，让学生填上去。本来的用意，是希望学生照我的写法，另行仿作。可是，绝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照抄一遍，填上职位名称而已。这种比“即食面”还快的应急方法，竟也大派用场。可以说，这根本就称不上是仿作，只是取巧做法而已。这种囫囵吞枣式的胡乱应付方法，令笔者深深感受到，在香港应积极推动中文教育、提高中文地位的重要；也深深体会到，在社会推广中文应用的同时，必须先提高学生对应用文的认识和应用写作的能力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有时应用文的确是可以或需要仿作的。像一些表格、单据、条例或某些法律文书之类，往往都不可以随便创作，甚至必须具有专业知识才可以撰拟。但更大部分的应用文，其实是可以或应该创作的。不是千篇一律，而是要针对个别情况思考。且不说商品广告、演讲辞之类没有固定内容的文体，往往需要别出心裁、“意翻空而易奇”的构思，就是一封很普通的书信，也不能随便照抄和仿作。譬如你要为你所服务的机构撰拟一封答复投诉信，你得先看清楚对方投诉的是什么，具体情况如何才可以作答。要有针对性，要作个别考虑，解释也得有一定策略，不可公式化地应付。如果用例行的、印备的复函就不行了，因为如此不但没有就个别情况作解释，还会使人产生不良印象：你所服务的机构是惯常收到投诉的。所以，答复投诉绝不应视作等闲的例行公事，而应运用构思，把别人的负面印象变为正面的。这就需要一定的创意。

　　一般人的印象，应用文的生命多是暂短的，甚至是一用即弃的。但古来传世的应用文仍然不少，主要的原因，是这些出色的应用文都不属例行仿作，而是有血有肉，充满创意的。李密的《陈情表》、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、曹植的《求通亲表》等，都深具价值。本来是篇应用文，后来却成了文学作品。其关键，即在于肯就个别情况，加以创作，因而变为不朽名作。

　　清代姚鼐编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，其中“诏令”一类的文体，只选前汉作品，其后历代那么多的“诏令”之作，他都没有选。我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汉初的作品都是创作，而不是仿作。这里且让我先举几则汉文帝时的诏令为例以作说明，如：

　　《除肉刑诏》说：“毋乃朕德之薄，而教不明与？吾甚自愧！”　(《汉书·文帝纪》)

　　《增祀无祈诏》说：“以不敏不明，而久托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”　(同上)

　　《求贤诏》说：“愚而不明，未达其咎。”　(同上)

　　《赐南越王赵佗书》说：“朕高皇帝侧室之子，弃外，奉此藩于代。”　(同上)

（《应用写作》2004年第二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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