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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的聚合与疏离

古代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的聚合与疏离

[作者:熊 碧 来源: 应用写作杂志社 点击数:656 更新时间:2019-3-1 10:01:10 文章录入:zhoudong ]

古代文章的写作源于实用。上古三代的作品,无一不是以实用为目的。甲骨文、钟鼎铭文的记录,是为记事而存。《尚书》实际上是一部公文总集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,不管是说理之文还是游说之辞,都不是为审美欣赏而作。汉代文史不分,实用性文章与艺术性文章很难严格区别开来。刘开在《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》中说:“文莫盛于西汉,而汉人所谓文者,但有奏对、封事,皆告君之体耳。”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贾谊的《治安策》、晁错的《守边劝农疏》以及刘向的《极谏用外戚封事》等作品历来被视为汉文之代表。

一、文笔之分初始于六朝

六朝时期,有关文笔之分的讨论开始出现,文章的审美要求才被提出来。如萧绎在《金楼子·立言》中说:“不便为诗如阎纂,善为章奏如伯松,若此之流,泛谓之笔。吟咏风谣,流连哀思者,谓之文。”他把章奏之类应用文字归之于“笔”,而将无实用功能的美文称之为“文”。此时的文章写作,才开始具有审美目的,也就是出现了有意识的文学写作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中论“文”序“笔”,认为“有韵者文也,无韵者笔也”。但这只是根据是否押韵而对文章进行的形式划分,在内容上没有太强的规定性,所以他谈论的“文”,固然有诗与赋,但大部分还是颂赞、祝盟、铭箴、诔碑、哀吊、诏策、檄移、论说、章表、奏启、议对等实用性文体。萧统编《文选》,择“文”的标准是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于翰藻”,而入选的 “文”有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事、笺、奏记、书、檄、对问、设论、辞、序、颂、赞、符命、史论、论、连珠、箴、铭、诔、哀、碑文、墓志、行状、吊文、祭文等,实用类文体依然占据主体。因此,六朝时期的写作,仍然是广义的文章写作,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界限并不明确。

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纠结不清,根本原因在于从先秦到六朝,杂文学的性质始终不变,特别是在儒家政教传统的影响下,各类文体写作殊途同归,实用类文章讲究艺术品位,审美性作品注重社会价值,这是古人写作的普遍情况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总结“文章之用”是“五礼资之以成,六典因之致用,群臣所以炳焕,军国所以昭明”,而书、记等实用文体“虽艺文之末品,而政事之先务也”。他对文章写作的看法还是以实用为先,且应用写作是发挥“文章之用”最好的形式。

二、文笔聚合盛于唐代

到了唐代,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依然非常紧密。白居易的《策林·议文章》总结曰:“文之用大矣哉!国家以文德应天、以文教牧人、以文行选贤、以文学取士二百余年,焕乎文章。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……褒贬之文无核实,则惩劝之道缺矣;美刺之诗不稽政,则补察之义废矣。虽雕章镂句,将焉用之?”可见文学是唐代政治的基本内容,也是治国的必备工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文学实质上与政治是相互统一,彼此支持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唐代的文学创作与应用写作难解难分,尤其是在奏议写作中。姚铉所编《唐文粹》收录“表奏书疏”七卷,并按照内容对其进行了归类,主要涉及尊号、贺赦、政事、献事、配祭、教化、削爵、抑外戚、传道、崇儒、大葬、庙号、进贡、佛寺/寺观、边事、学校、巡按、罢兵、关市、亢旱、去滥刑/赏、弹奏、诛戮、兵机、论功等事宜,涵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与丰富的内容相对应,唐代奏议的表达方式也复杂多样。事情、场合、身份不同,采用的形式也有所区别。群臣上奏的时候,会根据实际需要,采用恰当的文体。奏主要用于言事;议适宜提出意见;表用于陈请或陈情;状面向一般性政务讨论;书与疏主要用于讽谏,兼顾朝臣与一般平民发表政见的需要;对策是特定应诏陈对,议论国是。同样是表,情形不同。口吻各异:陈情表是推心置腹,感人肺腑;贺表是歌功颂德,欢欣鼓舞;谢表是肝脑涂地,感激涕零;遗表是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;让表是愧不敢当,谦虚谨慎。

唐代奏议在形式上还兼具骈、散之长。六朝之前,奏议一直都是长短不拘的奇句单行散体文。六朝以后,才流行骈体,其典型特征是四字、六字相间成偶句,讲究声律辞采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说:“句笔无常,而字有条数,四字密而不促,六字格而非缓。或变之以三五,盖应机之权节也。”唐人对骈体文的运用十分娴熟,尤其是在章表奏议写作当中。在尚文的风气下,唐代奏议写作以骈体文为主,延续了六朝应用写作的审美性表达方式,这让它们脱离了一般性公文的朴陋而取得了文艺性美文的华采,但又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了改造。骈散结合的情况比较普遍。如“燕许大手笔”张说、苏颋的奏议,就以散行之气运骈俪之辞,舒卷自如,有汉魏之风。陆贽的骈体奏议散句双行,运单成复,介乎骈散之间,他的《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》《论裴延龄奸蠹书》《论叙迁幸之由状》能“反复曲畅,不复见排偶之迹”(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),又不事辞藻,使得骈体奏议平易自然,在表达上更为自由,更能满足实用性的要求。

唐代君主的文学修养普遍较高,对能创作,会鉴赏,文学出众,尤其是擅写公文的臣子往往青眼有加。刘禹锡《唐故相国李公集纪》对此曾有描述:“惟唐以神武定天下,群慝既詟,骤示以文。韶英之音与钲鼓相袭。故起文章为大臣者,魏文贞(征)以谏诤显,马高唐(周)以智略奋,岑江陵(文本)以润色闻,无草昧汗马之劳,而任遇在功臣上。唐之贵文至矣哉!后王纂承,多以国柄付文士。元和初,宪宗遵圣祖故事,视有宰相器者,贮之内庭。繇是释笔砚而操化权者十八九。”钱穆先生《杂论唐代古文运动》认为唐文“最著者为诏令和奏议,是为应用于政治方面者。又为论辩和序跋,则为应用于学术方面者。而人情之重视诏令与奏议则尤甚”。这种重视,与最高统治者喜好不无关系。

从唐人对前代文学的总结来看,他们对文章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也是等量齐观的。如魏徵在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谈论创作理想状态:“江左宫商发越,贵于清绮;河朔词义贞刚,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,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,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,简兹累句,各去所短,合其两长,则文质斌斌,尽善尽美矣。”从“理深者便于时用,文华者宜于咏歌”的论断里,不难体会出他对实用性与艺术性合二为一的推崇。他的《论时政疏》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《十渐不克终疏》等名作,也贯穿了自己的理论主张,以功用为主,不废文采。

三、宋元以后文笔逐渐疏离

唐代奏议将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完美融合,达到了华实相扶、文质兼胜的理想境界,在奏议发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。不过宋元以后,奏议逐渐远离文学,滑向纯应用写作。宋代的奏议虽然文从字顺,但程式化的特征也比较明显,与一般文章神韵不太一样。元代奏议多俚俗之言,绝大多数都显得质木无文。明代奏议日益形式化、专门化,开始远离日常文章写作畛域。到了清代,奏议纯粹是公务的汇报、记录,实际已经脱离文学写作的范畴了。

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各自独立的原因,从文学自身来讲,是传统杂文学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,它突出表现在文章的实用性(功能)与艺术性(审美)的逐渐分离。奏议作为文章的一类,其演变也遵循文学一般发展规律,具体来说,与骈文的盛衰密切相关。骈文到唐代臻于极盛,之后活力逐渐衰退。北宋骈文一般用于制诏、表奏等有限的几种应用文类中。南宋以后,骈文多为千人一面的官样文章和应酬之作,辞藻华丽,套话连篇。元代骈文从庙堂走向闾巷,“浑语如优,俚语如倡,祝语如巫”(王志坚《四六法海序》)。明代朝廷多次下诏要求 “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,毋用四六对偶,悉从典雅”(余继登《典故纪闻》)。所谓“典雅”,不过是要求用散文而已,是形式上的要求而非文辞之讲究。清代骈文一度复兴,但不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索上,清人都将骈文视为纯文学写作了。虽然用散文来写作不影响实务性应用写作的基本功能,但散文(古文)在铺采摛文方面较之骈文逊色很多,同时,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应用文类基本都与私人写作相关(如书序、信函之类)。更重要的是,宋代以后文学写作的重心逐渐由雅文学转向俗文学,戏曲、小说的创作方兴未艾,传统的诗文写作则盛况不再。所谓“诗赋胜则刀笔胜,而其衰亦然”(王铚《四六话》序言),从古代应用写作发展的大势来看,的确如此。

从奏议的内在属性来讲,它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其发展演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大。宋以后君权日益强化,官员上奏直接面向皇帝本人,类似于递交个人报告,这导致奏议的应用从公开转向私密,其写作也由个性化过渡到制度化。上奏不以“幽僻文烦为能”(牛希济《表章论》),“为文但取其明白,足以尽事理感悟人主而已”(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)。明初茹太素曾因“陈时务累万言”被太祖杖责,理由是“文词太多,便至荧听”(《明史·茹太素传》)。同时,为了便于皇帝阅读,奏议要尽量简洁,一般一事一议。若因客观需要必须详述细论,就摘取奏议要点黏附在文末(即贴黄),以便省览。《大清会典事例》规定:“凡内外官员题奏本章,不得过三百字,虽刑名钱谷等本,难拘字数,亦不许重复冗长。仍将本中大意,撮为贴黄,以便阅览,其贴黄不许过一百字。如有字数溢额及多开条款,或贴黄与原本参差异同者,该衙门不得封进,仍以违式纠参。”在这样的规定之下,连必要修饰都显得多余,奏议写作的艺术性追求就不得不放弃。

总之,先秦至唐代,以奏议为代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密不可分,属于古代文章的大宗。宋以后,奏议的文学色彩逐渐淡化,又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日趋式微,到清代最终沦为纯应用性写作。至此,广义上文章写作便一分为二,即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写作和以实用为目的的应用写作,应用文(主要是公文)也从传统的文学体系中剥离出来,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

 

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2015年人文社科一般项目(编号:项目编号15Y103)及教育部2016年人文社科青年项目(编号:16YJC7510005)阶段性成果。

 

(作者单位: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)

编辑:董 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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